一九九七

一九九七年二月的风，比往年都要冷。

　　那天晚上，建国和小萍在堂屋里看电视。新闻联播开始了，播音员罗京穿着一身深色西装，面色凝重。他念的是一份《告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书》，声音比平时慢，比平时沉，每一个字都像从很深的地方提上来：

　　“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，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、外交家，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，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创立者——邓小平同志，因病经抢救无效，于1997年2月19日21时08分在北京逝世。”

　　建国端着粥碗，勺子停在半空中。屏幕上的画面切到北京长安街，灵车缓缓驶过，两旁的群众把路堵得严严实实，有人举着遗像，有人胸戴白花，有人哭得直不起腰。画面又切到天安门广场，国旗降了一半，在风里慢慢飘着。小萍把鞋底放下来，抬头看着屏幕，隔了一会儿才开口：“真走了。”建国没有接话，把粥碗搁在桌上，碗底磕出轻轻一声脆响。他盯着电视里那些黑压压的人群，看了很久，才闷声说了一句：“要不是改革开放，我的债，一辈子都还不清。”

　　电视里的画面还在继续。全国各地都降了半旗，汽车、轮船鸣笛致哀。画面切到香港，地铁站里哀乐持续了十分钟，有人站在站台边抹眼泪。建国看着那些模糊的画面，雪花点在他脸上明灭不定。那碗粥搁在桌上，一直没再端起来。小萍也没有再纳鞋底，两个人就那么坐在电视机前，听着那些从远方传来的声音。隔着屏幕和几百公里的距离，那声音不大，却沉得像是把整个时代的重量都压在上面。

　　知意中考的成绩，是六月中旬出来的。那天她从学校跑回来，书包带子没系好，耷拉在肩上，跑得满头大汗，推开门就喊：“奶奶！我考上了！鹿泉一中！”

　　澄玉坐在堂屋里，手里拄着棍子，面朝着她的方向。她的嘴角先是微微动了一下，然后慢慢地、慢慢地弯起来。她伸手去摸，碰到知意的脸，又碰到她的肩膀：“好，好。我就知道我孙女一定行。”

　　那天晚上建国和小萍都过来了，一家人围在堂屋里吃面条。建国破例开了一瓶酒，倒了半杯，喝了一口，嘴角翘着，没说话。知意扒了两口面，放下筷子：“奶奶，一中得住校，一个月才能回来一次。”澄玉的手在桌上停了一下，夹了一筷子面条嚼了咽下去：“我知道，高中都得住校，你就好好学习，别惦记家里。”

　　小萍说：“娘，这回你就跟我们住吧，知意走了你一个人我们不放心。”建国把酒杯放下：“娘，我们那边有地方，你总是一个人，我们谁都不放心。你就跟着我们，过过舒服日子，不好吗？”澄玉坐了一会儿，没有马上答应。隔了半晌，她慢慢点了点头。

　　那之后没几天，小萍就开始收拾了。她把澄玉的几件换洗衣裳叠进包袱里，又把枕头、被褥、搪瓷缸子、收音机一一归置好。建国来过好几趟，把驴圈和柴房重新归整了一遍。他站在驴圈边上看了看，圈里空荡荡的。那头老驴，去年冬天走的。

　　那天早上建国来添草料的时候，发现它已经倒了，脖子歪着，眼睛闭着，嘴角还沾着一根没嚼完的干草。建国蹲在圈边，蹲了很久，没有叫人来。后来他跟澄玉说了，澄玉沉默了好一会儿，最后说了一句：“老伙计了，寿终正寝，也是福气。”

　　搬走那天，天气很好，太阳明晃晃的，晒得院子里暖洋洋。小萍和建国把东西一件一件搬上架子车，知意也来回跑着帮忙。建国在前面拉着车，小萍和知意在后面扶着，车斗里堆着包袱、被褥、搪瓷缸子和收音机。澄玉坐在车斗里，包袱摞在身边，手里拄着那根被摸得光滑的棍子。架子车沿着村路慢慢往前走，车轮碾过土路，发出吱呀吱呀的声响。她看不见路边那棵老槐树，也看不见巷口那口水井，但她知道它们在后退，一点一点地退到她够不着的地方去。

　　六月三十号傍晚，建国把电视机搬到了堂屋正中间。那天村里好几户人家都早早收了工，巷子里比平时安静。小萍炒了两个菜，一家人在桌前坐下，电视开着。屏幕里是香港回归的报道，解放军驻港部队的军车驶过口岸，五星红旗在会展中心升起，人民大会堂里万人联欢。建国的酒杯端在手里，杯沿碰了碰嘴唇，又放下来。小萍坐在旁边，围裙还没解，锅铲搁在灶台上，听着电视里的欢呼声，觉得手掌心有些热。知意搬了把小板凳，坐在离电视最近的地方，眼睛盯着屏幕。

　　澄玉坐在沙发上，面朝着电视的方向。她看不见画面，可她听得见——礼炮声、国歌声、欢呼声，还有主持人激动得发颤的嗓音。那些声音像水一样漫过来，把整个屋子都灌满了。“奶奶，”知意说，“香港回来了。”澄玉点了点头：“孩子终归是要回家的